自杀意念：酷儿社群的领导者们，以及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
Piepzna-Samarasinha, Leah Lakshmi. “Suicidal Ideation 2.0.” Care Work: Dreaming Disability Justice, Arsenal Pulp Press, 2018.
作者：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
译者：阿点
转载：QueerMouseCave
内容提示： 包含对自杀意念和自伤行为的描写。
“写给我心爱的死者们，给Kyle和Wendy，给所有还在这里的人”
献给盐田，以及更多朋友们。
我开始讨厌别人给我发短信说“你认识某某吗？”
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年夏天，我心爱的多伦多社群都会失去一个人，因为ta们自杀了。今年这个人是Kyle Scanlon。
我不是特别了解他，但我知道一些他的事。Kyle是我最早认识的跨性别者之一，他在90年代末加入了多伦多的酷儿社群。在他去世后，很多跨性别者都记得Kyle是如何来到ta们的工作场所或学校，讲述他的故事、成为ta们遇到的第一个跨性别者，他的故事和存在如何帮助ta们自我认同，并完成所需的性别肯定行动、从而感到活着。Kyle是Meal Trans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这是多伦多酷儿社区中心为破产的跨儿提供的免费晚餐计划。他得过奖，也培训过别人。他是那种在酷儿/跨性别社群中成长和扎根的领导者，每个人都感谢他、指望他、向他寻求帮助。
他自杀了。
他去世后，有博客文章说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爱彼此、做得更好。有纪念帖子列出了该省所有的求救中心热线。脸书上的酷儿双周刊上有他的纪念文章，还有大家的回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但这还不够。 这样的时刻是悲伤和崩溃的，但或许它们也是深入讨论、直面自杀问题的契机。我是说真正地直面——关于人们不想讨论的事，或者想简单总结为“不要这样做”的事，“你有活下去的理由！打求救电话！” 即使我们还有别的叙事，即自杀是殖民者，是白人至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健全主义父权制的声音在告诉我们，我应该自己离开这个星球——这种叙事阻止了我药物滥用、酗酒或自伤。但这还是不够。
Kyle去世后一周，我和家人们聚集在多伦多，每个人都很伤心。我们Femme Heartshare Circle的一些人正在讨论这个问题：Wendy Babcock，一位了不起的街头性工作者活动家、母亲和法学院学生，去年死于吸毒过量，不确定是否故意，她的家人利用她的精神状况来否定她谈论自己曾遭遇的虐待的勇气。
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像对待人际关系那样定期互相检查危险信号？我是不是应该问‘你最近想自杀吗？’”我想，如果有人这么问我，我会自然而然地撒谎说，绝对没有。这是我对待每一位医生、社工和大多数咨询师的方式。像任何聪明的疯子一样，我不希望任何可以避免的内容写在我的永久档案上，我绝不希望被写上“对自己或他人有危险”。我一生都在与此斗争，我知道这个标签给人们带来的压迫和残酷。
但如果你把它正常化（因为本来就很正常），秘密就是很多人都在与自杀作斗争。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会告诉你我感觉怎么样。
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想法。
我不知道Kyle为什么自杀，但他的去世，以及四十多岁的酷儿和跨儿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们的叙事往往集中于，对年轻的酷儿、跨性别者或双灵人来说，活着是多么困难。这些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真正认识到，如何让酷儿、性别多元和双灵成年人也能活下去。
作为一个酷儿、跨性别者或双灵成年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叙事中：只要你活到中年，一切就会变好（虽然这句话的作者是一个混蛋）。
但是，如果情况变得比你预期的更好、改变更多，但有时你仍然很疯狂、很痛苦怎么办？也许你更加痛苦，恰恰是因为情况确实变好了，但挣扎并没有停止？你会睡在汽车后座的床垫上。你写的书卖光了。你妈妈去世了。在经历了许多高潮和眼泪之后，你仍然很疯狂。没有人为你准备好这样的生活叙事：也许斗争、治疗、草药和奇迹可以治愈痛苦，但痛苦并没有完全消失；也许，当你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相信我，我对此很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是那些在三十七岁仍然感到很悲伤的社群领导者之一。我的生活确实变好了，我不再是那个饱受折磨、与世隔绝的女孩。我看起来很好，我很快乐，我不再像18岁时那样，每分每秒都被自我厌恶掐住。我拥有了同性性爱、艺术、旅行、书籍、家庭和一切。我的大脑、我的精神、我的生活以及我与创伤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仍然经常有自杀念头。
我至少从十二岁起就有自杀念头（反复想到我应该自杀）。从12岁到21岁，我经常不得不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努力与自杀倾向作斗争。二十二岁时，我逃离了虐待我的家庭，离开了这个国家，建造了我的狭小、安静、安全的房间，并开始疗愈我成长过程中的创伤。
自从接受心理治疗，有了那间小而安静、安全的房间，有了诗歌、舞蹈、朋友、恋人、草药、话语，自从糟糕的事情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折磨我，我真的不想再自杀了。我没有自杀计划，并不想主动去死。我热爱我的生活，我很幸运，很满足，很开心。但有时——在深切悲伤的时候，或者深感压力的时候，甚至没那么深的时候——有时，我会呆坐几个小时，我的手腕因为想要割伤自己而感到灼热。
今年我获得了Lambda文学奖，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感受之一。三天后，无缘无故地，在做完心理咨询后，我感觉情绪崩溃了。我试图开车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但路线很复杂，我绕了五圈才放弃并开车回家。下午三点时我爬上床，然后发现自己盯着梳妆台上的药盒，心想，我有五瓶劳拉西泮和一瓶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够了吗？
我想，天啊，我三十七岁了，刚刚得了Lambda奖，我不能在脸书的状态更新上告诉别人我想自杀。 我睡了一觉，然后给那位跟我有亲密无障碍（access intimacy）的情人发短信，询问抗抑郁药的信息。我跟朋友打了电话。我找了多伦多的女巫自然疗法医生，她收费20美元跟我视频连线，然后问我：“抑郁是什么感觉？” 我告诉她，感觉就像一条缓慢而柔软的河流，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即使我身在其中，也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们；当事情变得糟糕时，就会有一条清晰的道路直接指向“我应该自杀”。我和我的躯体治疗师讨论了CBT疗法，然后我开始服用 5-HTP，一种血清素前体。
我们相信，为正义和疗愈而努力、创作艺术，以及在自己的标准里变得厉害，就能治愈我们的伤痛。确实如此，但我们的社群也给我们所期待的酷儿领袖带来了巨大压力。酷儿和跨性别社会正义社群中的领导模式，仍然是运动明星式的。尽管我们会批评它，但还没有完全找到别的方式。我们对领导者有着复杂的感情。我们需要榜样，我们想要庆祝那些才华横溢的组织者和艺术家，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实行没有等级的领导制。我们把人们抬高并崇拜ta们——期望ta们是完美的、拥有一切答案。当我们搞砸了、犯了错、不能随时回复，或者只是在政治上存在分歧时，我们就会打倒ta们，封杀那些看起来像或不像我们的人。我们不知道如何接受人们既有天赋又不完美。当我们也是从无名小卒成为运动明星的人时，不会拥有太多复杂的空间；当这么多人向你寻求活下去的理由时，你无法坦然地承认自己想死。
我们的社群仍在努力学习如何互相照料，真正的、长远的照料。当第一次尝试并不完美时，不必感到羞耻。
当我想自杀的时候——当它猛烈地袭击，让我跪倒在地时——就会出现这种感觉：在那一刻，我会感受到我人生中所有失去能动性的经历。在由于压迫而感到深切哀悼和悲伤的那一刻，自杀似乎是我获得能动性的唯一方式，我可以完全控制它。
对于Wendy、Kyle以及社群中其它自杀者来说，这一切发生得很快。人们常常会说，我前几天才看到ta，ta挺开心的，没什么事。可能确实是这样，可能ta有很多不知道如何表达的苦恼，可能ta会很快从开心变成绝望——并且没有空间或话语来谈论这一点，或者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很羞耻。
对于我们这些努力改善情况的人，被塑造成“我会为你克服困难”的人，这些组织和创建课程、建立项目、赢得奖项、斗争和教导人们、让别人在我们的沙发上借住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内心再次变得疯狂、受伤、深感悲伤时，会发生什么？会和很多圈外人知道的有很大不同吗？
有时我们在脸书上寻求帮助，奇迹就会出现，而有时我们寻求帮助，却没有在GoFundMe上筹到钱。如果我们六个月前就在痛苦，现在还是痛苦，我们会担心别人开始觉得“ta又来了，ta总是小题大做”。
我想到了对于疯狂的深刻而复杂的羞耻感——现实是，即使在激进社群中，我们更能够爱那些“太过分”的人，但我们也了解对疯狂的恐惧。社群的现实是有爱，但也喜欢不管不顾和随意一点。我曾经见过一则集体住宅招募室友的广告，上面写着：我们不介意你有精神或身体健康问题，只要你自己处理好，不要把那些带进房子里。我想到，因为没有别人愿意做，疯狂的人总是在照顾其它疯狂的人，但有时当我们自己不在危机中，我们也想要休息一下。
我们不想要陈词滥调的鼓励，也不想要别人告诉我们“有人爱你”。我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但我知道我是被爱的。有时听到这句话会有帮助，有时我还是会深深地悲伤。我没有答案，但我愿意参与创造答案。我想和所有与死亡共舞的人一起讨论，自杀对我们而言的各种不同而真实的含义，讨论所有让我们继续活着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想要创造酷儿和跨儿的“几乎快乐”的成年生活范本，我们可以成为领导者但仍然保持脆弱，我们可以接受自己并不会“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生活”。包含崩溃和改变的人生模式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人生道路。途中不时夹杂着狂风和漩涡、可以肢解一切的女神能量，还有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