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社区的证词:一篇反叙事

哥伦比亚大学社区的证词:一篇反叙事 #

目录 #

  1. 前言
  2. 警察暴行
    1. 逮捕
    2. 非人道对待
    3. 骚扰与暴力
    4. 性骚扰
    5. 社区监控
  3. 食物、住房与医疗无保障
  4. 创伤

前言 #

自2023年10月以来,每当有学生抗议活动在校园进行,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层便通过设立检查站、关闭除两个校门之外的所有校门,以及检查哥伦比亚大学证件等方式减少校园的人员出入。2024年4月18日,加沙团结营地成立时,校方设置了永久性入校检查站;自30日至5月8日,整个校园被封锁。在此期间,学校管理层邀请纽约市警察局清理学生营地,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逮捕,同时从4月26日起,每日发送“社区最新消息”电子邮件。管理层强调,“他们非常关心我们社区的福祉,警方也以无可挑剔的专业精神行事,他们的努力最终使每个学院都度过了一个受限但令人满意的结业日(Class Day)。而另一方面,抗议者却扰乱并危害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和谐。”我们发出了一份谷歌表格,希望收集这一时期的证词。其中一位填写者,出于挑衅,甚至表示“我非常感谢纽约警方的介入,恢复了校园的秩序和安全”。

本报告的编译者经历了与大学宣传的秩序和安全完全不同的现实。我们认为,作为历史系学生、被殴打和被捕学生的朋友以及有尊严和权利的人,我们有责任记录下这些差异和反叙事。以下内容直接引用自谷歌表格收到的回复、推特和Sidechat的公开消息以及新闻媒体的采访。我们按照回答者谴责的问题类型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分类,尽管有些内容可能包含多种问题。

如果读者们也像我们一样,对哥伦比亚大学摒弃正当程序、压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带来过度的身体、心理和经济暴力的行为感到震惊,我们敦促您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独立学生工人组织的称病罢工(sickout),拒绝提交成绩,直到哥伦比亚大学不让警察进入校园并恢复所有受处分学生的学籍为止。

谨启,
编译者
2024.5.13

警察暴行 #

1. 逮捕 #

1 #

昨晚,我因拒绝离开我的朋友而被捕。当几个持枪男子劫持我并掐住我脖子时,我哭着告诉警察(我的心理创伤)被触发了,因为我被强奸过。他们告诉我,我不应该大声谈论强奸。 — Sidechat

2 #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周二,这位64岁的银发苍苍的学者走出了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街对面校外的公寓楼。他想用苹果手机录下数百名警察镇压历史性的学生抗议的视频,这些抗议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发起的战争。15分钟后,纽约警察逮捕了他。 — Yahoo

3 #

很明显,当他们在周二早上关闭校园时,他们是想把辛德楼(Hind’s Hall)里的人隔离开来。周二早上,当我们得知校园被封锁时,我还在校园里,所以我留了下来,因为我不想让我在辛德楼的朋友们孤单一人。

因此当警察闯入大楼时,我和朋友们以及新认识的人手挽手站在台阶上。我们唱着歌,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警察一直等到日落,这样天色就会暗下来。我们终于看到他们涌了进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围观的人,包括媒体,赶到约翰·杰伊楼(John Jay Hall)。这真的很吓人,因为他们要确保没有目击者。

然后,新的一群手持盾牌和棍棒的警察向我们走来。他们开始拉扯我们,把我们一个个分开,然后把我扔到地上。我蜷缩在汉密尔顿雕像底座旁的地上,试图不被踩到或踢到。我仍然在和那个和我站在一起的人紧紧地锁着胳膊,ta现在倒在我旁边的地上尖叫:因为痛苦,因为恐惧,也许两者都有。整个场面嘈杂又混乱。一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起来。他用棍子把我和其他一群人推离辛德楼。有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警察不让任何人停下来查看ta。我们能听到辛德楼里传来的巨响,和我在一起的一个人问:“他们在开枪打人吗?“我很担心里面的朋友。

我看到两个被绑着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还在哭。警察没有逮捕我们,只是继续用棍子把我们赶出校园。到了校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坐在街上。然后警察把我们都拉了起来,推到113街和阿姆斯特丹街交汇处的人行道上,在那里我们和一群记者及邻居又被关了一个小时。 — 文理学院研究院(GSAS)历史系

4 #

周二晚上,应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男爵夫人的邀请,纽约警察局战略反应小组(strategic response group, SRG)在辛德楼前对我施暴,我是被施暴的学生之一。我被逮捕了。

听到埃里克·亚当斯(纽约市长Eric Adams)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战略反应小组动员起来的消息后,我们和其他学生开始一起行动。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封锁了校园,切断了我们与社区的联系,所以没有多少人能够保卫这栋大楼。

看着防暴警察进入校园,我们站在台阶上不停地颤抖和哭泣,但我们唱着“我们绝不动摇”。我们一边唱着歌,一边目送他们进入营地,走向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汉密尔顿楼后称辛德楼,名字来源于一名在加沙被以色列占领军枪杀的巴勒斯坦六岁女孩辛德·拉贾布(Hind Rajab)。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一直唱到最后,直到一名白衬衫警察把我们从彼此身边拖开。

我们被推搡着扔下了楼梯。我被压在汉密尔顿雕像的底座上。我看着他们把学生按倒在地。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一名学生滚下楼梯的视频。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当我看到一群人挤在楼梯上时,我冲了过去。当学生们告诉我这个人脑震荡并昏迷不醒时,我开始大声呼喊医护人员。我知道我们有一名学生医护人员,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遭遇突袭的准备,但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被集中控制起来了。我在喊警察叫医生的时候被逮捕了。(警察)没有命令(我们)驱散,没有告知我我的米兰达权利。没有人拒捕,他们却敢对我们动手。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黑暗的掩护下进行的。哥伦比亚大学封锁了校园,禁止人们就医、进食、看书、上厕所,这样就没有目击者了。校方逐渐关闭了教学楼,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全天都在使用里面的卫生间。战略反应小组一直站在大门外,直到日落。他们把学生、医护人员和记者集中控制在到宿舍里,这样就不会有目击者。

在监狱里,多名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被当着男人的面摘下。我是第一批被处理和释放的人之一,因为我们纽约市立大学被捕的人太多了,我的牢房里有六个人。我们的许多朋友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超过24小时。

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虽然是纽约警察局听从了他们自己上级的命令,但批准这一指令的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管理部门,米努什·沙菲克和卡斯·霍洛韦(Cas Holloway),还有这个该死的董事会。说他们管理不善是轻描淡写。我们的学校针对着我们召唤了暴力 — 历史系_PhD_

5 #

警察逮捕了我的朋友,因为他在校园里打碎了一扇玻璃窗!! —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6 #

4月30日晚,我参加了抗议活动,并被拘留了一夜。这是因为当晚早些时候,如果不出示租凭文件,警察就不允许我回到位于119街的公寓(我的校外宿舍)。我的手机没电了,无法获得租约的复印件。

逮捕我的警官实际上并没有逮捕我。似乎最高位的警察都在对抗议者动手动脚,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分给其他警察,这样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的“配额”。 — 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院(GSAPP)城市规划系_PhD_

7 #

12小时前被逮捕,现在再一次离开监狱,这次是因为在我自己的校园外抗议。我被扔在地上,被六七个警察按倒在地,然后我的手机被打掉了,因为警察对我在现场直播很生气。 — 推特

8 #

2024年4月30日晚上9:00-11:30左右,在辛德(原汉密尔顿)楼后门,我站在通往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玻璃入口处。我们几个抗议者打算在大门前手挽手,等待被捕。我们并不打算拒捕,只是站着用身体表明,我们不想让纽约警察进去抓我们的同学。我们知道纽约警察要来了,所以我们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门口的人一起高呼,当警察靠近时,我们就改成唱歌。

我们大约有10人,大部分是本科生,包括大一学生。我是一名晚期博士候选人,所以我感觉到了我和其他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但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和友好。我站在队伍的外侧,因为我是那里个子最高的人之一。

纽约警察来了,大声叫我们让开,但我们继续唱。他们手持面盾和警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有警察在场的抗议活动,看到警棍吓了我一跳——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校园其他地方使用的是什么武器。我们以为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抓起来,但他们却一下子冲了过来。一名警官把我拽到失重,我摔倒了。还有人摔在我身上,我只看到穿着制服的双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无法重新站起来,只能低头捂住头。最后,另一名警官把我拽了起来,推到了大学路(college walk)上。

我们在后门的人都没有被逮捕——他们把我们推倒并推开后,就自己在后门前排起了队。我的感觉是,他们使用了比逮捕我们需要的更多的警力,我不知道大学管理部门是否要求他们减少逮捕人数,以免造成更坏的影响。

我们重新列队,面对他们,反复呼喊了一会儿。警官们看起来很不自在,不愿与我们对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个子都很小,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女性,所以他们显得格外不自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人开玩笑说,花了那么多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来对付一队19岁的年轻人,真是非常搞笑。

最后,我们都决定散开,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校园已经被封锁了。住在校园中心新生宿舍的学生试图返回寝室,但没有被允许。纽约警察开始大声叫我们离开,否则他们就会逮捕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了。他们开始把我们往百老汇(Broadway)方向赶,喊着让我们继续走,并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让我们去哪里。

有两名学生依靠助行器行走,但他们的助行器被收走了,警察一直催促他们继续走,挤在他们周围,大喊着让他们离开,否则就逮捕他们。其中一名学生最终被戴上拉链扎带带走了,但隔着这么多警察,我看不清楚。有人喊道,那个需要助行器的学生已经走不快了,但没有一个警察听进去。

另一名学生显然很痛苦,但纽约警察只是尽可能快地让我们前进,我和那名学生走散了,ta的踪影在我视野里消失。最终,我们放慢了脚步,直到回到第一个学生身边,这样我们才迫使步伐慢下来。在纽约警察的包围下,我们一起走出了校园。走出校园后,我们重新聚集在一起,看看谁今晚需要住宿,因为我们不知道校内学生何时,或是否,可以回到宿舍。我们都在给朋友打电话、发短信,看看谁受伤了,谁被捕了。我们不知道校园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

考虑到纽约市警察局在校园其他地方使用暴力的程度,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当时我真的很想知道,在大学路上,我们周围的纽约市警察局警官是什么感受。你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面对一群希望停止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学生,而你的工作就是在他们手挽手唱歌的时候把他们推来推去——说实话,这种感觉究竟是怎样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中会有人给我们写证词。 — 历史系

9 #

我们已经被告知如果被警察扫荡该怎么办。计划是形成两个同心圆:有色人种在里面,白人在外面。我们被告知,如果你坐着,警察就很难逮捕你。所以我们的计划是,一旦知道警察要来,就坐在自己的圈子里。

和这些人围坐在一起真的很激动——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我几乎不认识。但我们都手牵着手。我旁边的人和我的手握得很紧。

警察用那个烦人的大喇叭喊:“如果你们不起来,就会被逮捕。”

我和另一个人被带走了,她哭得很厉害。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负责逮捕我们的警官说:“哦,只是传唤而已”。我觉得这太奇怪了,因为他是在安慰我们,对吧?这几乎是在承认,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逮捕我们的警察正试着和我们闲聊。她说:“没关系,伙计们。你可以跟我说话。我也只是个普通人。”然后她又说:“但你们知道是你们的校长让我们逮捕你们的吗?”

警察成群结队地来了,学生们尖叫着奔跑着逃离他们。警察把所有人——所有旁观者,包括我自己、其他学生、记者、媒体、医务人员和法律观察员——都逼进了附近的建筑物。我们看到警察把一个人推下楼梯。我们看到他们暴力逮捕学生。我被困在约翰·杰伊楼内。

我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结队的警察冲进来。我估计大约有500名警察,简直是疯了。他们手持盾牌和重型机械,如巨型锤子——其他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涌了进来。说实话,看起来很吓人。

很明显,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在大约15分钟的时间内清除该区域的围观者,包括明确标记自己为医护人员的人,以及基本上所有的媒体记者。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将被禁止进入校园时,人们开始更坚定地守住阵地。这时,我身后的警察用警棍压住我的后背,把我推了出去。

我们与纽约市警察局唇枪舌战。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校园,你们没有保护我们的安全,你们在伤害我们”。一名警官竟敢说“我们是来保护你们安全的。”几分钟后,他们把我们的朋友扔下了楼梯。我看到我们的朋友在流血,我和那些无法呼吸的朋友聊过天,他们被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这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都被推进了约翰·杰伊楼,然后他们用警棍堵住了大门。有很多学生问警官:“哦,我能回家吗?你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多久?”透过紧锁的大门,他们说“哦,你们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厕所因为维修被关闭了,所以我们有三个小时没有上厕所。

他们把抗议者推到大门前,逮捕他们,他们把所有人都转移到了日晷广场(Sundial),我还拍到了纽约警察清扫帐篷区的照片;他们用手电筒确保没有人还躲在那里。此时,他们把大部分媒体都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只有通过一个很长的镜头才能看到发生了什么。我还看到他们把抗议者从汉密尔顿楼拉出来。

抗议者完全是和平的;他们没有移动,也没有对警察采取任何暴力或恐吓行为。他们没有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他们真的一动不动,一直唱到警察来为止。 — Spectator(译者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新闻)

2. 非人道对待 #

10 #

纽约警察局强行摘下了哥伦比亚大学多名穆斯林学生的头巾,我们在牢房里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让她戴上头巾”。 — Sidechat

11 #

据巴纳德学院教授沙约尼·米特拉(Shayoni Mitra)和一名要求匿名以保护其生计的终身教职员工称,在镇压行动中被捕的学生中至少有两人被单独监禁了三个小时,其他人则称被关的时间更长。

其他学生报告说,他们和监狱里的人一起被关在老鼠出没的牢房里。学生们告诉教授们,他们有16个小时没有水和食物,至少有一名学生在同样的时间里没有穿鞋。

“他们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他们孤身一人”,支持学生的巴纳德终身教职员说。“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得不到任何信息。这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事情”。 — Intercept

3. 骚扰与暴力 #

12 #

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证实,这名警官当时正试图穿过一个被学生封锁的区域,同时使用“配有手电筒”的枪支照明,但他“不小心”开了枪。子弹击中了墙壁,发言人重申,枪击事件仅发生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

在一个镜头中,警察拔枪进入汉密尔顿楼的一个房间。

纽约警方:“以为我们他妈的开枪射中了谁” — City

13 #

我住在114街的一栋公寓(brownstone)里,4月30日通过WKCR(King’s Crown Radio,译者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无线广播电台)收听了一些活动。我走到凳子旁看发生了什么,发现我的其他室友也在看。晚上8点48分,我看到一大群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经阿姆斯特丹进入114街。路障已经竖起,到处都是记者。8:52左右,警察开始在114街的人行道上行走。他们似乎在任意地逮捕一些学生,并让其他人回到房子里去。当他们来到我们的宿舍区时,我飞快地跑回屋里,同时听到舍友们的叫喊声和敲门声。我回头向前庭望去,只见我的舍友们在前庭里把门关上,抵挡着警察。后来,我从录像证据中得知,警察用手按住两名舍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自己的房子,但他们最后被其他舍友拉回了我们的房子。还有一段录像显示,当我的舍友们在绝望、沮丧和恐惧中尖叫着让他们离开时,这名中尉指着我的舍友们大笑。之后,我们堵住了门,但我们看到两名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整晚都待在我们的房子外面,试图探头进去,并与我们进行眼神交流。当时不在屋内的一名成员直到早上才回来。 — 计算机科学系

14 #

学生们被反复踢打,脸部肿胀,伤口撕裂,被扑倒在地,并被扔下楼梯 — Sidechat

15 #

纽约警察局中尉迈克尔·巴特勒(Michael Butler)因在无数次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中扮演主角而闻名,他不喜欢被拍到在距离哥伦比亚大学2个街区的地方阻挡人们进入私人住宅。

他有26项不当行为指控,并被列入至少两起诉讼中。— Sidechat

16 #

扫荡辛德楼的那天,我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推进了约翰·杰伊楼,他们从晚上9点到11点半左右一直被关在那里。我是一名留学生,被关在里面让我感到恐慌。我感到无法呼吸。由于害怕警察进入大厅,又不知道我们在辛德楼的同志们面临着什么,我的脑子和心脏都开始狂跳。每次我们问门口的警察什么时候放我们出来,他们都会嘲笑我们。他们甚至在一张印有辛德故事的传单背面画了一个井字棋游戏,然后传给我们来嘲笑我们。 — 巴纳德学院女性、性别与性取向研究系

17 #

5/4,下午1:30,我在116街和阿姆斯特丹路口看到一个戴着库菲亚(keffiyeh)的棕皮肤学生被警察骚扰,然后我被同样的警察逼迫出示证件才能进入该街区,即使我宣布我住在那里。 — 填表者

18 #

整个周二晚上,我都在校园外面。我站在辛德楼的台阶上,直到很明显,如果我继续站在那里的话就会被逮捕。

晚上9:10,第一轮警察来了:我拍到了一段警察通过对讲机与人争吵的视频。他说:“跟我排队。你们应该一直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靠近帐篷?”这件事发生在大学路的阿姆斯特丹一侧。

晚上9:13:我有一段6分钟的视频,显示纽约警察将所有人—包括媒体—推到大学路。

我没有这个事件的具体时间戳,但我猜测是在10:15到10:45之间:我是大学路上反复呼喊的人群中的一员。辛德楼清理完毕后,警察走近了带头喊口号的人。我不清楚他们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很快命令我们全部解散,否则就会被逮捕。我们服从了命令;几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争执,但我相信他们是边走边吵。警察随后逮捕了其中至少一人。警察跟着散去的抗议者来到大学路的百老汇一侧。我是朝智慧女神像(Alma Mater)方向走的,所以当时我们已经避开(警察)了。我不清楚他们当时逮捕了多少人,也不清楚其他人都分散到了哪里。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次事件的视频,因为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我住在校园里。我的宿舍被封锁了,所以我无法回家过夜。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可以陪我。11点到12点之间,我从维恩(Wien)楼的大门离开了校园。他们在我身后关上了大门(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学生是在警察的护送下回到宿舍的。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选择,尤其是警察在晚上10点半左右强迫我往北走的时候。我被告知,如果我试图从学院路往南走,就会被逮捕)。

尽管我没有被捕,也没有受到纽约警察的人身伤害,但周二晚上的事件还是给我造成了轻微的心理创伤。周三早上,当我回到校园时,我立刻哭了起来;这就像是回到校园后的一种自动的生理反应。每当我在校园外面的时候,我要么泪流满面,要么压抑着恐慌。有时我以为自己没事,但当我经过某个特定区域时,我的喉咙就会开始发紧或感到头晕。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正常地在校园里生存。校园里到处都是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路障撞击声和学生的尖叫声。我不敢保证沙菲克和管理层不会再这样做。

我对让我的同龄人被捕感到无比愧疚,对管理层任由这种事情发生感到愤怒,同时也充满了悲痛。纽约警察在校园的持续让这一切变得更糟。每次看到警察,我都在想我朋友身上的伤是不是他们造成的。我怀念营地的社区、安全和希望。

然而,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切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人一生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的一小部分。与他们的挣扎相比,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也不过是轻微的。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辛德。有鉴于此,我准备将这一切化为更多的行动。沙菲克、董事会和纽约警察局只会让我们更加受鼓舞。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

19 #

4月30日大规模逮捕时,我正在阿姆斯特丹和第116街的大门外参加抗议活动。我和一位朋友当时都穿着便衣(没有任何表明我们以任何方式参与抗议的库菲亚或其他服装)。几乎就在纽约警方发出散开的警告后,他们似乎就开始了逮捕行动,因为我们听到了尖叫声(虽然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与抗议者大部队分开,转移到第116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东北角,希望能作为目击者记录下来并留下来。当一大群人转移到同一个街角时,我和我的朋友向北走了一段距离,站在法学院桥的桥头下,但仍然站在人行道上。我们没有喊口号,只是掏出手机站着,这时,5-10名战略反应小组成员真的拿着警棍和盾牌*冲*向我们,我们被迫向北跑,因为他们在追我们。在我们跑到法学院桥的尽头时,他们放弃了追赶,但很明显,他们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和更大的队伍在一起。我的朋友当时正在录像,但他的手机在事件发生后马上就没电了,视频也没有保存下来。  — 建筑系

20 #

据WKCR报道:一名纽约警察朝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里探入脑袋,警告他们如果再出来,就有麻烦了。新闻学院院长急忙出来告诉他们,学生有权举报。学生们说他们威胁要逮捕院长。

这是真的。我住在福纳尔德楼(Furnald),只是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他们开始把每个人都赶回楼里。他们拿出警棍,随时准备使用它们。 — Sidechat

21 #

晚上9点20分,我爬上附近的一根柱子,以便更好观察正在发生的混乱。从这个高处,我看到警察正列队走向汉密尔顿楼。尽管他们命令我“下来,”但我还是希望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以便继续记录。但我还是按照指示下了楼,与越来越多的学生记者和同学汇合。警察强行把我们推了回去,最终在发动突袭时把我们赶出了校园。

在校门外,我们发现自己与随身物品分离,对校内发生的情况也不确定。尽管我们向警察强调了自己的学生记者身份,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站在铁栅栏后面,看着一排排双手被捆绑的学生在人群“纽约警察、三K党、以色列占领军都一样”的呼喊声中被押上大巴。

晚上9:30时,数十名纽约警察官员从学校位于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第 114 街的侧门进入学校。他们沿着巴特勒图书馆的正立面行进,巴特勒图书馆俯瞰着草坪,而第一个声援加沙的营地就建在这里。

一群学生记者跑在最前面,记录下纽约警察接近汉密尔顿楼时的一举一动。“你们得走了,别停。继续前进”,警察命令道。

三位消息人士称,警察一进入现场,就将学生记者、法律观察员和医护人员围困在汉密尔顿楼附近的约翰·杰伊和瓦莱士(Wallach)宿舍楼内。警察把现场一半的人推进约翰·杰伊楼,并把他们锁在里面。

知情人士说,在汉密尔顿楼前,警察把一名抗议者推到墙上,把两名抗议者扔到水泥地上,用警棍打其他人,并拒绝为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警察推倒了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人。

警察开始向营地周围散开。一些人已经向汉密尔顿楼走去。警察们分散在营地各处,打着手电筒寻找抗议者。“挨个搜”,一名警官喊道。我站在校园中央的日晷上拍照。

警察清理完营地后,我想给手机充电继续报道,但我无法进入普利策大厅。警察挡在我和新闻学院院长之间,直到院长杰拉尼·科布(Jelani Cobb)和警察说了几句话,我们才被放行。晚上9点30分左右,我在新闻学院五楼拍到了警察向汉密尔顿楼移动的画面。我看到他们逮捕了大楼前的抗议者。记者们被赶了出去。

在离我所站位置不远的地方,八名学生站在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入口处。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推着他们进入大厅。

与此同时,一队纽约警察对西边草坪上的帐篷营地进行了彻底搜查,拆除了临时住所,没收了学生的私人物品。

在逮捕过程中,一名学生拄着拐杖站在汉密尔顿前的警察面前,与几名同学一起高呼口号。

在114街和阿姆斯特丹交界处,警察逮捕了设置路障的学生,而媒体记者试图拍照。一名学生记者说,一名警察用警棍打了她。另一名23岁的学生记者霍达·谢里夫(Hoda Sherif)多次被一名警察叫喊着离开人行道。当他们被逮捕时,抗议者大喊:“她只是记者,别管她,她什么也没做”。

一名在校学生发短信说,她被困在约翰·杰伊宿舍的大厅里。她发来了大楼各个出入口的照片: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至少两名警官背对着学生,腰间的枪清晰可见。这名学生说,她担心如果宿舍响起火警警报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回去上传了照片,等待其他学生记者回来。有些人被推出了校园。我们被告知,如果离开大楼就会被逮捕。

纽约警察局停止逮捕行动后,学生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校园。学生和记者被禁止进入阿姆斯特丹和114街口以及百老汇和114街口。在一个街区外,一些人排起约20人的队伍等待返回校园。警察每次只放几个人进去,由警察和校园保安护送他们回宿舍。学生记者不得不向警察解释,他们不住在宿舍,需要被护送到普利策大厅。

小雨给空气增添了一丝寒意,呼喊声和人群逐渐散去。我回到普利策大厅处理我的照片和报告。晚上10点,我们被警告留在室内,否则可能会被逮捕。在此期间,我收到了阿尔希(Arshi)的信息,她被警察强行带离校园,并被禁止再次进入。午夜时分,限制解除,我们终于可以离开教学楼了。

晚上11点之前,警察强迫学生和抗议者离开校园东南角。至少有两名学生恳求警察让他们通过警察设置的障碍,以便返回宿舍。警方设置了新的障碍,迫使学生、记者和抗议者走上人行道。

晚上11:45分,通往116街和百老汇的地铁和公交服务已经停止了五个小时。纽约警察局的车辆停在从地铁站到110街的街道两旁。一名身穿“DHS搜救”衫的急救人员在第110街的西区市场排队等候购买巧克力棒。

午夜过后,我和其他六名学生在一位教授的护送下离开了新闻学院。外面,公共安全人员已经在清理营地。一名公安人员正在汉密尔顿堂扯下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教育解放”(Education Liberation)。 — NYS

4. 性骚扰 #

22 #

116街和阿姆斯特丹,5月2日中午,在离开校门时被几名警察吹口哨骚扰,因为我穿着适合温暖天气的衣服。我没法再自在地进出我所生活的校园的唯一大门了。 — 历史与哲学系

23 #

4月27日傍晚,当我走在阿姆斯特丹西区的回家路上时,两名值班的私人承包保安队成员对我吹口哨。其中一个说“嘿,美女”,另一个说“嘿,小姐,我很喜欢你的夹克”。 — 应用物理与数学研究学院第一年_PhD_

24 #

@Columbia 在过去的一小时内,有3名不同的女学生告诉我,纽约警察在校园和晨边对她们吹口哨/进行了性骚扰。 — Sidechat

5. 社区监控 #

25 #

遗憾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允许纽约警察局设立检查站的行政决定也被该市其他学校效仿。作为一名生活在纽约的黑人哥大校友,这些决定给我带来了更多的与警察互动的创伤。无论在哥大校园内还是校园外,我都曾在出入公共场所时遭到警察咄咄逼人的盘问。我曾被拒绝进入哥大校园,尽管我的校友身份证证明我在4月28日就读于哥大。不幸的是,这些奇怪的纽约警察局检查站已经遍布纽约。5月2日,我在去华盛顿广场公园买饭的路上,被拒绝进入我经常走的一条人行道。5月3日,我去杰伊街(Jay St)Metrotech区药房买药时也同样被拒绝进入一条人行道。所有这些都是警察干的。由于哥伦比亚管理层的行为,这座城市对黑人来说更加不安全了。我不应该在公共场所受到这些限制。我不应该为了去药店买药或买食物而通过纽约警察局的检查站。 — 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校友

26 #

5月3日晚上10点,我从晨边公园去沙皮罗(Schapiro)宿舍与朋友见面。两名警察在公园出口的116街和晨边街(Morningside Drive)处拦住了我,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要求看我的哥大学生证。他们把照片和我的脸做比对,然后让我通过了。尽管我只是路过附近的居民区,并没有打算进入校园,而且校园已经被封锁,但警察还是要求我出示证件,并询问我私人目的地的信息。警察的存在已经不必要地扩大到了周围的社区。 — 历史系学生

27 #

3日星期五下午3点左右,我带着儿子在第135街和百老汇之间以及圣尼古拉斯公园之间经过了两个警察检查站。我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一位警官告诫我“要尊重他人。”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用日常交谈的语气问了几个问题(“我和我儿子能去公园吗?) — 填表者

28 #

2024年5月3日晚上10点左右,我正试图乘坐纽约市出租车返回住处。在第113街和晨边大道交汇处,有一个单个的金属警用障碍物(但没有标志,也没有反光贴纸)挡住了北行方向。我的出租车司机以合法的速度靠近它,但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它,差点撞上。恢复冷静后,他小心翼翼地绕过隔离栏,从南向北行驶。两个街区后,整条街都被封锁了,三名纽约警察站在街后,不给驾驶者任何指示。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等待他们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的出租车司机别无选择,只好在大道中间来了个四点转向,驶向下一条西行街道。出租车司机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解释说,从来没有人向我或住在我家附近的其他人宣布过道路封闭。我告诉他,路障不是我造成的。他继续责怪我造成的不便,并告诉我,出租车的高价是对我的社区对城市所做所为的最好惩罚。在我们选择的另一条路上,我一次也没有看到任何标志或指挥交通的纽约警察,尽管在绕行7条街区的路线上,我看到了不少于25名警官。 — 填表者

29 #

5月3日星期五上午9:25时,一辆没有鸣笛的警车闯红灯,差点撞到我和我坐在婴儿车里的女儿。当天傍晚6:30左右,晨边大道和118街上的一名警察不让我和我4岁的孩子进入我们的街道,除非我们出示能证明我们住址的证件。学校并没有告知我们需要有地址的证件。警官咄咄逼人,当着我女儿的面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带地址的身份证件”,“他怎么能相信我”。警官在看到我的身份证并听说我是教职员工后才放下心来。我经常忘记带身份证,不知道如果我没带身份证,双方的交流会是怎样,尤其是在他看到我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执教证之前,问话越来越咄咄逼人。通过这些检查站让我感到很疲惫,我试着寻找有色人种警察,希望他们更有同情心。 — 历史系教授

30 #

4月17日晚8:30左右,我从沃尔格林(Duane Reade)走到校园,为营地运送水瓶。在勒纳楼(Lerner)后门和哥大正门之间,大约有15-20名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拿警棍。我根本没有与他们或任何人交流,而是径直走向厄尔门(Earl Gate)。虽然他们没有拿出警棍,但他们的手一直在警棍上徘徊,直到我离开。 — 政治系

食物、住房与医疗无保障 #

31 #

校园封锁后,我和住房公平项目(Housing Equity Project)的其他成员无法进入厄尔厅(Earl Hall)的存储空间,这使我们无法开展直接外联活动,也无法向依赖我们的人提供资源。无法进入校园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限制了我们为社区提供的服务,也限制了我们从学生那里收集捐助物资的能力,而这些物资现在将被扔掉。我们还不得不动用为暑期节省下来的资金。

周五(5/3)下午3点,我们的团队被封锁阿姆斯特丹和晨边大道之间街道上的警察禁止取回捐赠物品。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原因。

我很乐意以住房公平项目盘点协调员的身份公开解释校方是如何真的阻止我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和住所的!!

此外,由于巴纳德餐厅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段不开放,当我的日程安排使我无法在某些时间段去餐厅就餐时,我就吃不上饭。因此,我错过了用餐时间,不得不花钱购买我本可以在食堂拿到的食物。 — 巴纳德历史系

32 #

被推下楼梯的学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得到救治,尽管急救人员本应随时待命。当他们拨打急救电话时,却被告知没有急救人员 — Sidechat

33 #

封锁校园给购买了食堂就餐计划的低收入学生带来了额外的食物无保障问题。我享受SNAP(译者注:美国联邦政府帮助低收入群体购买食物的补贴),也购买了最便宜的就餐计划,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钱来购买食物或杂货。封锁发生在月底,而我通常是在每月7日收到补贴,所以我的补贴已经用完了。我给哥大餐厅和SIPA发邮件、打电话,但没人帮我。我仍然要完成期末考试和工作,在停课的那一周,我一顿饭都没吃,也没人管我。我一直想从我的就餐计划中立即报销一些费用,但根本没人在乎。此外,哥伦比亚餐厅还从我的账户中扣除了5次餐费,并增加了50美元?他们把一顿饭等同于10美元。我给他们发邮件,说我每顿饭付了15.75美元,他们偷了我的钱,因为他们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刷了餐卡。真是匪夷所思。 — 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SIPA)公共事务研究生

34 #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还是让人非常沮丧….我的医疗保险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投保的,这意味着如果我想看医生,就必须去约翰·杰伊楼的哥大健康中心看我的主治医生,或者去急诊室。4月26日星期五,我去看了医生,做了血液检查。周一下午(4/29)收到的化验结果显示我有一些问题。医生让我预约复诊,以便接受治疗。我预约了第二天(4/30)。这一天,校园大门对住在校外的学生关闭。当我醒来时,我给健康中心打了电话,问我是否能去赴约。他们说不行,因为我不住在校园里。我要求进行远程医疗预约。他们说可以试试。中午左右,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我的预约被整个取消了。我再次打电话要求重新预约远程保健服务。他们告诉我,他们不安排任何远程医疗预约(不确定这是否适用于所有预约,还是只适用于与我的医生的预约,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为我安排预约)。他们让我周四再打过去,这根本无济于事,尤其是如果我需要立即治疗的话,因为我的化验结果暗示了这一点。幸运的是,我给我的医生发了信息,让他把我转给一位不在哥大门诊部的专家。当我去找这位新医生时,我不得不说对不起,但你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我的化验结果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而且由于校园封锁,我也无法向我的医生解释。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疗保险花了那么多钱,却仍然无法与我的主治医生进行真正的交流。他们不能破例让我去校内看病,这对我来说也太疯狂了,因为据他们所知,我还没有参加过任何抗议活动……另外,我唯一能接受的治疗来自校外的专科医生,这意味着我需要支付30美元的自费部分,幸运的是我能负担得起,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负担得起…… — 文理学院研究院研究生

35 #

由于卫生中心一直无法使用,我不得不去其他地方购买免费提供的计划B(译者注:紧急避孕药)。我试着在沙皮罗(Schapiro)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上购买,价格为25美元,但机器几乎无法使用,它不断关机又重启。而且无论我怎么尝试,它都无法对我的信用卡做出反应。我只好花50美元从CVS购买了计划B。 — 英语系本科学生

36 #

我去年毕业,但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两个朋友提供住宿,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关闭了,因为他们都无家可归,打算睡在图书馆里。我第二天要上班,但为了确保我的朋友们能顺利到达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寓,我不得不熬夜到很晚,这样我才能保证他们有地方睡觉。 — 古典学系

创伤 #

37 #

东部时间晚上10点,在113街和阿姆斯特丹路口,我得知我的朋友被捕了。当时,我在纽约警察局设置的警戒线前哭泣,看着被捕的年轻学生被推到街上。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安全,她是否会成为从新闻中涌现的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我看到纽约警察从抗议者手中夺走某人的鼓,并开始敲打,嘲笑和平抗议的学生人群。我看到一名警官将一名年轻人摔倒在地,原因是他在街上而不是人行道上走了几步。我从街上就能闻到催泪瓦斯的味道。这些都是孩子。我回到家,直到凌晨三点才等到朋友的消息。我是多么幸运啊,我只是这场暴力事件的目击者。如果这就是外围的情况,那么里面的人又是怎样的呢? — 历史系

38 #

星期二,当我们都被锁在外面时,我试图帮忙把食物和物资偷运进去,我在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前的大门口遇到了里面的一个人。我开始递东西,然后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身后,开始对我和附近的保安大喊大叫,要他们来抓我。他开始拍摄我,说我是恐怖分子。那天晚上,我在116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拐角处,遇到了警察的突袭。他们让我们离开离心德(汉密尔顿)楼最近的地方。我完全不敢相信,惊恐地看着那辆巨型卡车开进来,警察从窗户爬进去。我认识一些当时在里面的人,他们告诉我的故事一直困扰着我。有人无意中听到警察说,他们在给校园里的学生戴手铐时希望能直接开火。我的焦虑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我无法完成考试或期末考试。本周有一天我不得不请病假,因为我恐慌发作了。我们收到的电子邮件都说师范学院很安全,但他们却提前关闭图书馆,并增派保安。他们似乎也不愿意承认,师范学院的学生在周二遭到暴行并被逮捕。他们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支持部门。但我怎么能相信这些支持呢?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但师范学院的教授们却给参议院听证会打电话,说我们是由恐怖分子资助的。其他师范学院工作人员在游行和抗议活动中拍下我们的照。现在,在Craigslist(译者注:招零工网站)上有一个帖子,只要能拍到哥大哈马斯支持者的照片,就能得到20美元一张的报酬。帖子上写着“祝狩猎快乐”。我也该毕业了,如果我没有像其他哥大学生一样,因为踏上营地和支持我的同龄人而被停学的话。经历了这一切,我还能以从这里毕业为荣吗? — 师范学院学生

39 #

自4月30日以来,每次经过校园附近的穿制服的警察时,我都会感到恐慌。4月 30日晚上,我在抽泣(声音也很大),而约翰·杰伊楼附近有一群警察在大笑,完全无视他们对我的同龄人使用了军事级别的装备的事实,也无视学生们的感受。纽约警察局和政府根本不关心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周边社区。 — 环境工程系

40 #

作为一名教授和心理学家,我在4月30日晚上11:45联系到了一名学生,当时忧愁的学生和教师都非常担心这名学生的心理健康。这名学生之前曾有自杀倾向(SI),其他学生自然担心这名学生被纽约警察粗暴逮捕后,自杀倾向可能会增加。我们从研究中了解到,与警察的暴力接触会增加自杀倾向,因此我们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想出办法,考虑到迫在眉睫的风险,我们该如何为被捕的学生提供支持。作为一名从事高危自杀倾向和自杀问题研究近十年的心理学家,这是我作为一名教师最不安的时刻之一—因为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我们没有任何途径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那天晚上,我们很多人都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起草声明、安慰受惊的学生和家长、组织活动,而不能专注于诊所和医院的临床支持,因为这届管理层和校长通过纽约警察局在我们的校园施暴。我们的校长和校董们是这样看待和对待我们的学生的,这让我感到无比厌恶、不安和恐惧。事实上,如果你们不支持你们受托帮助教育和保护的学生,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在高等教育中担任要职。这届管理层的行为升级到了如此不道德的地步。显然,我们的校长并不具备在学术机构内缓和与解决冲突的经验,而这一点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olumbia Medical Center)精神病学系助理教授

41 #

周二晚上我在家时,我意识到警察会进入校园。大约是晚上7-8点。我的朋友在里面,但我无法联系她。我的家人也在纽约市立大学的营地里,我也联系不上他们。我浑身发抖,喘不过气来,不停地哭泣,哭得再也站不起来,也够不到椅子。我知道我的朋友和家人很可能被捕并遭到残暴对待,所以我只能躺在地板上,直到扫荡结束。我一直在收听WKCR,那是一个地狱之夜。当我听说有人昏迷不醒时,我的恐慌加剧了,浑身颤抖得厉害,更加无法呼吸。我有焦虑症,这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终于在早上联系上了我的朋友,后来又联系上了我的家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做噩梦。头天晚上我根本睡不着,第二天晚上我只睡了3个小时。已经有四五个晚上了,我无法掌握时间,我在噩梦中看到警察,或者奇怪的人在追我,我无法入睡。我觉得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保持警觉。这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 — 计算机科学系

42 #

我的朋友们被捕了,这让我很难集中精力完成最后几周的实验考核。警察的存在让我对随处可见的警察更加提心吊胆。我住在校外的宿舍,但宿舍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离校园很近。当他们封锁校园周边对辛德楼进行搜查时,我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即使我有学生证,但我的经验是警察肆无忌惮,即使我有居住证明,他们也可能决定不让我回去。那一天一夜,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战区。知道我们学校有权封锁公共服务设施(如116号地铁站和公共街道)也让我感到害怕。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睡,只能无休止地浏览社交媒体。自从纽约警方突袭并封锁校园后,我在哥大感受到的所有社区氛围都荡然无存。我也不能亲自去看医生或做化验,因为我住在校外,我唯一的医生和保险都是通过哥大买的。我付不起校外网络外医生的费用。营区是我在哥大后去过的最美丽、最和平、最安全的地方,把它拆了,取而代之的是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警察,还有不让我进校园,而我花了8万美金才能来上学的哥大,这让我感到士气低落,就像我被骗了一样,就像我曾经发现的社区亮点消失了一样。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管理层的信任,除非他们撤资或满足CUAD(译者注: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学生组织)的任何一条要求,否则我没有兴趣与他们和解。我每天都会到晨边公园散步,自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就一直如此。自从他们封锁了米诺什家附近的街道后,我就再也不能散步了,必须走过几个街区才能回到公园周边。散步是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持续而健康的事情之一,它的中断让我非常愤怒,几乎要哭出来。我觉得这个校园不属于我。我觉得它不属于学生。我觉得它是属于企业、捐赠者和董事的,我不信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相信他们会以学生的利益为重,或重视学术和教育。如果转学在金钱上是可行的,而且哥伦比亚大学不是唯一一所提供我感兴趣的专业的学校,我很愿意离开。米努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骚扰和残害学生,把一切都封锁起来,以至于我们连最起码的学业都无法完成!另外,如果每晚都有孩子在你家门口尖叫,以至于你觉得需要把房子锁起来并派警察在周围巡视,会不会是因为也许你确实是错了,应该听听学生们的意见?老实说,我对学校宁愿给学生造成心理创伤、让他们食物无保障、得不到医疗照顾——而且还是在本科生期末考试期间——也不愿停止对种族灭绝的投资感到震惊。 —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Social Work)一年级研究生

43 #

我是历史系的一名研究生。当我听到防暴警察大军开始向北朝大门行进时,我正站在116街和阿姆斯特丹交汇处的大门外。在此之前,警察已经开始封锁校园周围的整条街道,包括整个阿姆斯特丹(一直延伸到晨边西侧的街道)和百老汇114街至120街。他们只让出示哥大证件的人通过阿姆斯特丹一侧,以进一步隔离校园里的人和能够出现在街外支持他们并见证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人。天黑后,大批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开始逼近。他们人数众多,一排排挤满了阿姆斯特丹的整条马路。他们从114街开始逮捕站在那里的人。他们的另一大队人马也开始挥舞着警棍,从南面沿着阿姆斯特丹行进。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从他们面前跑过,以避免被逮捕,但许多没有及时避开他们的人都被逮捕并被带离。一辆巨大的装甲车也从北面驶向116街和阿姆斯特丹街,车上坐着防暴警察。防暴警察大军与这辆装甲卡车,以及停在校园周围的警用面包车和公共汽车的组合,真实地表达了警方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袭击是多么的军事化。装甲车停在辛德楼外,并在一扇窗户的窗台上部署了一个巨大的斜坡。上面的防暴警察从窗户滑入楼内,以便包围并突袭楼内手无寸铁的学生。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防暴警察大军也从大门进入校园。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新闻记者和医护人员也被挡在外面,以完全隔离校园内手无寸铁的和平学生。与纽约市警察局、市长和大学管理部门施加给他们的大规模武力相比,他们的人数显得微不足道。看到这支庞大的军事化部队进入校园,我很害怕里面的学生(其中许多人不过十八九岁)会受到伤害甚至死亡。鉴于纽约警方进入校园的力量和人数,以及在黑暗掩护下进入校园且没有媒体拍摄的不负责任性,他们很容易就会杀死或严重伤害学生。我在外面感到非常无助和害怕,对在校园里使用这种程度的武力感到完全震惊和愤怒。我在那里站了几个小时,不知道我的朋友、学生和同事在里面是否受到严重伤害。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警察对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学生施暴大喊“耻辱”(Shame)。那天晚上的恐惧还没有从我的身体里散去,我对大学能对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事情深感痛心。在现任校长和管理层的领导下,我再也不会感到安全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 — 历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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